博尔赫斯在《决斗》里描绘了一个骇人的场景：战俘们目睹同伴被砍头的现场，像在观赏一出好戏，还纷纷下注，似乎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是同样的下场。

显然，经济学家茅于轼是害怕出现此类场景的，所以他说“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”，“中国穷了几千年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”，还说要“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”。

似乎理所当然的，这位老人得到了前所未有地群起而攻之。焦点主要集中在：中国有没有仇富的传统？现今的中国是否有人仇富？该不该仇富？

写手薛涌提出：中国穷了几千年就是无稽之谈。理由是“以经济总量算，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，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。”

这话让我哑然失笑，当今中国经济总量将要超越德国，但谁能否认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呢？况且中国秦制两千多年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富民穷，因为这种体制本质上是对民众的掠夺。明代时传教士来到中国，一大感慨就是宫廷的奢华和百姓的穷困同样惊人，“他们生活得甚至不如欧洲的乞丐”。

一个正常的社会里，衡量国家是否富足，首要的就是民众是否富足。因此茅于轼“中国穷了几千年”的说法是没错的。

中国有没有仇富的传统？看历史可知，中国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，平时受主流价值观的蔑视，乱时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，为掠夺钱财，临走杀尽洛阳富户数千。而穷人造反时又无不打着“均贫富”的旗帜，杀富户既可补充“革命经费”，又能赢得民心。几千年来莫不如此。

那么穷人在这其中是受益还是受害呢？穷人造反实际就是穷人对穷人的大杀戮。“起义军”是穷人，官兵也是穷人。汉时人口4000多万，经黄巾引发连年战乱和大饥荒，三国时只剩数百万而已。曹操《蒿里行》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说的就是这一悲惨景象。结果是，除了极少数穷人进城当了新政权的干部，多数成为无名冤魂，幸存者回到荒芜的田地里，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。

而经济社会在此期间遭受巨大的破坏，被迫从头再来，所以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在循环。在十九世纪中期被打开国门前的漫长时间里，中国的发展是缓慢的，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停滞和倒退的。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原因。 

当然，如今的中国随着对外开放，价值观已有所改变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根本的变化。这就使得相当多的民众存在两种分裂的价值观，一是羡慕富人，崇尚富裕。二是依旧有“为富不仁”的观念。毕竟几十年里，穷人天然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。“穷人是善良的，富人是奸诈的”，这种从小通过革命事迹、民间故事、阶级理论等方式被灌输的观念仍然难以磨灭。 

更重要的是，富人本身财富的来源是最让穷人质疑的问题。所以茅于轼声明：“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、以权谋私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，而是指诚实致富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。” 

但在我看来，老先生的标准仍然不够准确，“诚实致富”这个要求太高了。社会在转型期中先富起来的人中，有主要靠权力寻租的，也有主要靠自身才干的。前者实际是“权贵”，后者才是平民中的“富人”。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应该是后者。 

“权贵”用自身权力牟利，而“富人”在无奈时也要适当依附于黑白势力，还做些偷税漏税、行贿之类的违法勾当。只要没有做制造假药这类超越人道底线的事，就可以认为“富人”只是在努力适应生存的规则。如果有错，错在规则，错在制定规则者。这些“富人”并不是穷人的敌人，还为穷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为社会创造了财富，推动了社会进步。 

在转型期的社会，将“权贵”和“富人”分开对待是必要的。“富人”和“穷人”一样，都是平民，但不同的是，在“穷人”极度不满的时候，“富人”可能会成为“权贵”抛出的替罪羊，就像曹操借粮官之头来稳定军心。野心家也会将“富人”作为祭坛的牺牲，以此赢得民众的拥戴。但就如历史一再重演的那样，损害“富人”的结果，是“穷人”再一次受害。就如同博尔赫斯笔下的战俘们，为同伴被消灭而欢呼，是愚蠢而可悲的。 

其实现今的“富人”和“穷人”境遇没有本质区别，还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。首先，他们戴着同样的计划体制遗留的枷锁。 

有些人把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，殊不知中国根本还没有进入到市场经济。一个资源、资本、劳力等经济要素远未完全进入的市场不是市场经济；一个民主政治不完善、权大于法的社会根本没有市场经济；一个保护垄断、允许特权的社会没有市场经济的立足之地。很多社会问题，不是市场经济的过错，而正是迟迟未能进入市场经济所致。 

因为市场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竞争，以此给每个人充分发挥才干的环境。没有这样的条件，就妨碍了所有人的发展，妨碍了所有人致富，妨碍了所有人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。不管是“穷人”还是“富人”。 

另一方面，“富人”和“穷人”在公权力面前，一样都是弱者，随时有被合法伤害的可能。这就如同牧人牧羊，有时候，为了加快赶路的速度，就杀掉落后的羊；又有时候，为了控制整体队形，要杀掉跑在前面的羊。羊群的可悲，是因为牧人的特权地位，即使换了另一个牧人，结果还是一样。要彻底改变命运，就得把人牧羊的掠夺关系，变成人与人的契约关系。这就是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形态。 

所以“富人”和“穷人”不是敌人，而应该是盟友，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，应该共同为了社会的文明、和谐而努力。